周二，两个孩子去上学了，我一个人拎着那一大袋万圣节的糖，站在垃圾桶前。
这袋糖是她们挨家挨户 trick or treat，再加上学校的 trunk or treat 要回来的。巧克力、软糖、棒棒糖，满满一袋。扔之前，我的手停了一下，从里面捞出几个 KitKat 放到一边，才把剩下的倒了进去。
那一刻的犹豫，让我想起最近在读的一本书：Roman Krznaric 的 The Good Ancestor。书里说，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两套系统在拔河。一个是”棉花糖脑”，只想要眼前的满足；一个是”橡果脑”，愿意为很远的以后种下一棵树。作者并不认为棉花糖脑是敌人，它也是人性的一部分。难的是让两者都有自己的位置。
站在垃圾桶前的我，两个脑子正在拔河。而这袋糖之所以会被扔掉，是因为几天前，我们一家已经让这两个脑子坐下来谈过一次了。
万圣节那天，我没有拦着她们吃糖。姐姐（8 岁）和妹妹（5 岁）各吃了一两颗糖，加上一个现做的 cotton candy。她们自己也不敢多吃，因为体验过 sugar high，怕晚上睡不着。节日的快乐是真的，棉花糖脑也应该有它的那一份。
问题是剩下的那一大袋。每个有孩子的家庭大概都有过这种纠结：留着吧，接下来几个星期，天天都要为”能不能再吃一颗”讨价还价；扔了吧，孩子辛辛苦苦要来的，又觉得心疼。
我没有替她们决定，而是问她们：”你们觉得，一个星期吃几颗糖比较合适？”
这个问题，其实是在请橡果脑出来说话。
姐姐想了想：”一到两颗。”
我追问：”那是一颗，还是两颗？”
还没等姐姐回答，妹妹马上抢着说：”两颗！”
我忍不住笑了。橡果脑刚开口，棉花糖脑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。但我没有纠正她，只说：”好吧，那就两颗。”我选了宽松的那一头，因为我想让她们知道，自己说出来的判断是算数的。
接下来是一道算术题。我们打算让这些糖吃三个月左右，差不多是 12 周。12 周，每周 2 颗，一共 24 颗。
我很喜欢这个数字。对孩子来说，”三个月”太远，看不见；”24 颗”却摸得着。橡果脑最难的地方，就是看不见以后。把以后换算成一个具体的数字，它就有了力气。
数字定了，她们开始在糖堆里挑自己想留的那 24 颗。姐姐一开始留了一些 gummy bear，第二天吃了一个，说：”不好吃。”然后跑回那堆还没扔的糖里，换成了别的。
那堆糖我到周二才有空扔，没想到这几天正好成了她们改主意的时间。先做选择，试一试，发现不对，再调整。长期的判断，从来不是一次就做对的。
留下来的糖，放进了她们各自的零食篮子里。什么时候吃、怎么吃，我没有再规定。之后，她们也没有来讨价还价。
我能这样放手，是因为我们家一直有一个原则：越自律，越自由。我跟她们说过：如果你们自己管得好，我就不用管你们；如果吃多了，就会失去我的信任。而她们最不想要的，就是被我管着。
孩子其实很会算这笔账。多吃一颗糖，是眼前的一点甜；保住妈妈的信任，换来的是以后很长时间的自由。这就是橡果脑的逻辑，只不过换成了孩子听得懂的方式。
既然她们管得住自己，为什么还要把剩下的扔掉？因为糖留在家里，每天都要重新做一次决定：”今天能不能再吃一颗？”橡果脑也会累。与其让它天天和棉花糖脑拔河，不如把拔河的场地撤掉。
扔掉这么多万圣节的糖，算不算浪费？多少是有点浪费的。如果你知道更好的去处，能让这份内疚少一点，欢迎告诉我。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答案，这只是我们家这一次的做法。
不过，”糖多到要扔”这件事本身，就很能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。我们上一辈小时候，糖是稀罕的东西，难的是得到；到了我们孩子这一代，糖多到要扔，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。
所以回头看，我们家做的并不是”拒绝万圣节”。挨家挨户敲门时邻居的笑脸、学校 trunk or treat 的热闹、孩子穿上服装时的兴奋，这些都留下了。我们剪掉的，只是”过量”的那一部分。在一个什么都多的年代，边界不是把好东西挡在门外，而是让好东西刚刚好。
最后，说回那几个 KitKat。
它们现在就放在我面前，每天都在晃。我的肠胃本来就不太好，并不该吃。可它们就在那儿，每看一眼，我都要重新决定一次：吃，还是不吃。
说实话，有点烦。我有点后悔留下它们。
但这几个 KitKat 也让我更确定，扔掉那一大袋是对的。我一个大人，面对几颗糖都要天天拔河，更何况两个孩子面对一整袋。
原来，需要练习让两个脑子好好相处的，不只是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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